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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庸《漫谈世界名著》(1)

 在谈到两人共同喜爱的世界文学名著时,金庸和池田往往把它与历史、政治或人生连在一起讨论,其中还有中日文化、东西文化地比较。在这次对谈的下半部,金庸和池田高度评价了大仲马列的作品,认为其中所角及的“生命脉动”在现代文学中是罕见的。两人期待当代文学有一次“生命的复杂”,这也应是“文学的复杂”。金庸更指出自己的作品深受大仲马列的影响。

  金庸:闲谈到此,不禁想到战争的恐怖、和平的可贵。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,常看到一些著名的学院进门处挂着一块块铜牌或木牌,刻着一行行数名字,注明“本学院下列教师或学生,于1914-1918年(或1939-1945年)战争中殉国”。  池田:我在访问牛津大学时也曾见过这样的牌子。

  金庸:这些人都是英国的精英,如果不是年纪轻轻就在战争中牺牲,他们都是牛津或剑桥的教授、讲师、博士生、硕士生、大学生,这一排排的人名中,不知要出多少位优秀的政治家、大学者、科学家、艺术家……,忽然无端端的化为尘土,那真是多大的浪费。越是历史悠久、规模宏魇学院,殉国名录中的姓名越多。每次见到,我都怃然伤怀,感叹良久。

  池田:战争造成巨大损失自不待言,尤其是从社会的立场而言,“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责任越重大”。这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传统。(法语Noblesse oblige,即 “位高则任重”)——我以前对创价学园的学生们说过这样的话。近代的日本,尤其是令日本陷于战争泥沼中的昭和时工的国家领导人中,这种风尚甚为衡薄,越是 “位高”就越利己不肯站在第一线,不肯承担责任。通过东京审判,使得造成结果的政策方针,以及决定方针的制度的脆弱和不负责任,终于大白于天下。战争绝对不容发生,而日本的社会也必须培养良好的“领导者品德”。

  金庸:现在回想起当初,谁都会为国而不惜捐躯吧!当时,我们满怀敌意仇恨,恨不得杀了所有的敌人,其实,以敌国全部人民都怀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的心理,完全是不必要的,战争的罪过主要是由发动战争的那些当权者、政客、大军人所犯下的。

  池田:我也甚有同感。常言道:“发动战争者都是恶人,战斗者都是好人”, “所谓战争,就是谎言和欺骗的体系”。尤其是当时的军部领导人又是何等的愚蠢啊!评论家村上兵卫先生曾参照自己的行伍经验而写道:“在参谋、上级指挥官、将军们之中,不知何故竟然是无知、无能、傲慢而愚笨者、无见识的人物占了大多数。”我的长兄在缅甸战死,不,是在战争中死于非命。夺去家兄性命的就是臭名昭著的缅甸的“英帕尔战役”,在那些无能的军队指挥官、有“勇”无谋低劣之极的军事计划下成为牺牲品。以前,我曾看过探索“英帕尔战役”过程的电视节目。想到我非常喜欢的长兄就是在那悲惨的环境中死去,想到他受了那么多的苦,心中就感到一阵阵的痛楚。被愚昧的统治者所驱使的民众是何等不幸,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再度发生。

  金庸:战争有“侵略战争”与“卫国战争”的分别,为了保卫国家人民,那是正义而必要的战争,侵略战争则不是。
  

  《布鲁达库英雄传》中的人性英雄

  池田:已经对谈了好几回了,这一次该来围绕“文学”这一命题谈谈了。通过谈论各种文学作品,我想可以互相了解各自的文学观和人生观。

  金庸:我们二人爱看类似的书, 相信主要是由于个性的相近 ,虽然还谈不上是真正的“知己”,但可以说是“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”吧。爱喝酒的人容易成朋友,爱看相扑、拳赛、足球、棒球、排球的人也各自易交朋友。个性接近,便会有共同的爱好。我们在青年时代爱读冒险、斗争性强的英雄故事。相信在我们性格之中,都有一种喜欢行动的积极性,同时对于困难和打击不肯轻易屈服。

  池田:是啊,所以如以我的“青春时代之书”举例,则应该是《布鲁达库英雄传》吧!

  金庸:嗯,但为了青年读者,我看应该稍加说明一下!《布鲁达库英雄传》英文的书名叫做《希腊罗马高贵人物记》(The Lives ot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)是英国诺斯爵士(Sir Thomas Vorth)从亚米奥(Amyot)的法文译本转译的。原作者布鲁达库(Plutarchos)是希腊人,原作是用希腊文写的。诺斯爵士的译本虽非英文中的最早译本,但他的译文极好,富于戏剧性,文笔华丽,直到今日仍为人广泛阅读。莎士比亚采用了这部译本中的几篇传记:恺撒大将、安东尼和克丽奥派屈拉、雅典人第蒙、考里奥拉纳、伯利克里斯。由于诺斯爵士的文采,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好多段地白直接引用诺斯的译文,只稍加润饰而已。

  池田:日本也一样,只要提起这些听过名字的英雄,马上会想起许多。日本大概是在1952至1956年间,由岩波书店刊行此书的全译本,是由河野与一先生翻译的。

  金庸:这部书原名《对偶传记集》(Bloi Paralleloi),那是一对一对的传记,写了一位希腊英雄,再写一罗马列英雄。列出两人的功业事迹、地位、性格类似之处,然后作一番评论比较。一共有二十二对英雄人物,另有四篇独立而不对偶的传记。诺斯的译本先叙述希腊的开国君主蒂萨斯,再述罗马的开国君主罗穆勒斯。中文译本只译了原书的一小部分,书名《希腊罗马英雄传》,是吴奚真先生在台湾译的,梁实秋先生校订,根据的是John Kryden的英文译本,一共译了八人的传记,三篇对比论文,译笔相当忠实,唯略见生硬,读来稍有枯燥之感。

  池田:此书被介绍到日本及中国是稍后的事,其对欧洲文学及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则无法估计。

  金庸:是的。这部著作对后世的文学和历史影响甚大,它把希腊、罗马列传说的或真产的伟人生活很谰细地描绘了出来。由于作者注重对比,往往待别提出两个英雄之间类似的情况来加以强调:同时作者得视道德和品格,不重视丰功伟业的本身,因而这些伟人更加显得有血有肉。这书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很大,其德文译本为歌德、席勒、贝多芬、尼采等人所爱读。

  池田:说到《布鲁达库英雄传》的魅力,您特别指出把英雄作为真实的“人” 来加以描写。对此我深有同感。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出现以来,由马列克思主义开始的各种历史观,过于追求历史的法则性或必然性,对于创造历史不外是人这点道理,就容易被忽视。一言以蔽之,也即是“不重视人的存在”!这样的历史教科书所灌输的东西实在是毫无趣味可言。将“人”搁在一旁,除了显示出现代历史观和世界观的破绽,不也是经历了二十世纪宏大实验失败后苏联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况吗?所谓“历史的必然性”这句话,在二十世纪中常常出现,但是认为历史将会如其所料般发展,而且人能预知历史的过程,这其实是一种傲慢的态度。如果抱这种态度,则是一种以外在因素来决定一切的决定论,那就太简单了。说得苛刻一点,在那种思想里,人的独创性、主动性,所谓“努力”,一切都成为无甚意义。如果追究到底的话,人就会变成怎样也逆转不了命运,怎样做也徒劳。在这个意义中,“唯物决定论”的马列克思主义和“唯心决定论”的佛洛伊德学说,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两大思潮之象征。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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