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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庸《漫谈世界名著》(4)

 金庸:所以不少著作水准甚低,结构松懈,人物描写低劣,我上了当读过的着实不少。(笑)真正是他自撰的自然精彩,包括《三个火枪手》三部曲、《基度山恩仇记》、《黑色郁金香》、《玛格烈王后》等,寥寥几部而已。

  池田:遗憾的是,《黑色郁金香》、《玛格烈王后》等在日本并不知名,这是一些什么故事呢?

  金庸:《玛格烈王后》描写法王查理九世的母亲在一本讲猎鹰的书的书页上下毒,想毒死女婿亨利四世,不料此书由她的儿子查理九世先看,结果毒死了自己儿子。

  池田:原来如此,中国也有同样的故事吗?

  金庸:据说中国也有。传说明朝大文人王世贞为报父仇,写了一部精彩的艳情小说《金瓶梅》,每一页书上均浸以毒药,辗转送给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。严世蕃一阅之下,就此着迷,有几页书连在一起,分不开,他用手指蘸了唾液翻揭,就此中毒。然而毒性不烈,毒他不死,却损坏了脑了。严世蕃本是父亲的智囊,又擅写向上帝祷告的道教文书《青词》,严嵩以此得到喜靖皇帝的宠爱和信任。严世蕃智力衰退之后,严嵩落台,严世蕃也入狱而死。

  池田;实际上真有这么回事吗?

  金庸:这个传说很靠不住。据考证,《金瓶梅》并非王世贞所作;这只表示在书页上下毒用以对付热心的读者,东西方都有人想到了。

  池田:自古以来,所谓“毒药”都是具有诱人向恶的魔力的,《基度山恩仇记》中,作为复仇对手的威尔福尔法官司夫人出场以降,毒杀的话题也随之出现。有点令人恐惧的是,西洋传说中有所谓“布尔吉亚的毒药”,围绕毒药的故事似乎很多。十年前左右,以中世纪的基督教修道院为舞台背景的小说《蔷薇的名字》曾成为畅销书,也搬上银幕,里面也有“在书页上涂毒”这样的诡计。

  金庸:大仲马的《黑色郁金色》描写荷兰人为郁金香花着迷,一对青年情侣培植出黑色的花种,大受欢迎,可是有人巧取豪夺,引出种种惊险故事。

  

  法利亚神父的“哲人风貌”

  池田:在大仲马的作品系列中,《基度山恩仇记》应是写得最好的吧! 金庸:最好的恐怕是《三个火枪手》。《基度山恩仇记》的最大魅力,确如先生您所说,主要在于它的情节引人入胜,往往在意料之外,但细思之却又在情理之中。我写成小说《连城诀》后,忽然惊觉,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《神照经》一事,和《基度山恩仇记》太接近了,不免有抄袭之嫌。当时故意抄袭是不至于的,但多多少少是无意中顺了这条思路。

  池田:先生是被称为“东方的大仲马”的文豪。果然也与大仲马的许多思路不谋而合呢。

  金庸:岂敢,岂敢。(笑)若要避开其近似处本来也不为难,但全书已经写好,再作重大修改未免辛苦,何况丁典的爱情既高尚又深刻,自具风格,非《基度山恩仇记》的法利亚神父所能有;即使在我自己所写的各个爱情故事中,丁典与凌霜华的情史,两人的性格,也都是卓荦不凡,算是第一流的。要舍弃这段情节实在可惜。

  池田:《连城诀》的日译本一旦问世,我想将它与《基度山恩仇记》比较来读,法利亚神父的身上有“哲人风貌”啊!例如,他对邓蒂斯曾说过下面的一段话:世上有知识渊博的人和学者这两种人。记忆立生知识渊博,而学者制造的则是哲学。再者,这种“哲人风貌”是以深厚的学识所支持的,他还这样说道:人间的学问是有限的,我教给你数学、物理学、历史,然后教你我懂的三咱四种现代语文,这就是我所知的全部。从我的脑袋移到你的脑袋中去,有二年时间我看也就够了。“我所知的全部就是这些。”说这句话的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人吧!也因为是大学问家,才可以判断该知或不必知的。

  金庸:真是意味深长的话啊!

  池田:说到法利亚神父的这些话,不由得想起以前我的恩师他常常说到:“请你们举出自己最拿手的学问来,如果给我三个月的充裕时间,不管什么学问,我一定不输给你们。”由此而知,恩师是位真正有学问的人。

  金庸:您拿我和大仲马相比是不敢当的,他的精彩之处我远远不及。不过我们二人的不说的风格很相近。各拿最好的五部小说来打分平均地比较,大仲马当高我数倍;如各拿十五部来平均地比较,我自夸或可略微占先。(笑)前面我们讲过,因为他的佳作太少而劣作太多且极差(许多是庸手代作),拉低了佳作的平均分数。


    期待一次“文学复兴”

  池田:在法国文学中,能够跟大仲马与维克多·雨果比户的大文学家,在现在的西洋文坛,并不多见。现代文学,特别是二十世纪的文学,在细致的心理描写、写实的技七及文体等方面上,想来确实产生过优秀的作品。可是说到“故事”的好看和想像力的丰富,就不能跟大仲马、雨果相比了。大仲马、雨果的作品中洋溢着的那种“使生命复苏的力量” 之大, 在现代文学中是少见的。当然,作品也角及 “时代”,一旦角及就会挑起更大的“生命的脉动”。现在,再想求取那样的文学是匪夷所思。我有这样的看法:觉得现代的孩子们正追求“动人心弦的事物”,面对着今日划一性的社会,就要借助有着“丰裕的世界”的“故事的力量”才能跨越之。

  金庸: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,学院派文学评论家与瞧不起大众的作家成为文坛风气的法官司,以致凡是着重故事的小说都受到贬低,大仲马、巴尔扎克、雨果这些辉煌一时的大小说家的评价被大大降低,几乎沦为二流作家,这样的论断我是不同意的。1994年,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“文学节”,我以外国作家的身份受邀参加。我在会中作了一次演讲,强调“故事性”在文学中仍应占传统上的地位,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与去持。 不过目前流行的观念似乎不易改变。

  池田:被称为“Renaissance”(意即“重生”或“再生”)的“文艺复兴” ——现在期待中的新人文主义(Hu-manism)中,建立其核心“文学的复兴”备受渴求。我的恩师也说过:“如能读伟大文学,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佛法。”在伟大文学中,包含着佛法所说的“十界”,以及其他的。为了“人文主义”的兴隆,我痛感“文学的复兴”甚有必要。

  金庸:文学可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,佛教可以解决人生问题。两者都在探究人生。

  池田:我认为,与您的“文学对谈”,也是对这个“文学的复兴”时代的展望。

  金庸:我想是这样的。以“伟大文学”而论,大仲马与雨果的作品正是实至名归。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,自然并非由于他的小说中情节的离奇,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。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,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。

  池田:要紧的不仅仅是故事的情节,而是怎样描写塑造人物吧!

  金庸:至于设计多种衡奇古怪的情节,文学上向不重视。《基度山恩仇记》和《三个火枪手》的文学价值,都在于书中主角的个性鲜明,形象生动。不过,《三个火枪手》的文学价值高得多,因为《基度山恩仇记》的人物忠奸分明,性格简单,颇为脸谱式,缺乏层次和灰色地带。

  池田:这样说来,《基度山恩仇记》的坏人果然是恶人相,(笑)《三个火枪手》就没有这么多坏人。路修福尔等人物是作为达太安的宿敌般的存在,却并不一定是坏人。您这一点破,使我豁然开朗。

  金庸:我相信在人间社会中,善与恶是复杂交错在一起的,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认是百分这这一百的善人,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坏人。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,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,不过占的比例较少而已。作者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真实地写出来。我在写作《倚天屠龙记》时表示了人生的一种看法,那就是,普遍而言,正邪、好恶难以立判,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。人生也未必是“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”,善恶是不能楚河汉界一目了然的。人生真的很复杂,命运确是千变万化的。

  池田:您这种人生观很接近佛教的人间观、生命观。佛典中有“背善日恶,背恶日善,故心外无善无恶,离此善恶去无记,善恶无记,此外无心,心外无法”等说话。善恶为“不二”,人的生命本来就具有善恶两面,人心的动向,并不能限于善恶的任何一方。按照这话来分析,我认为您的看法与佛法的想法十分接近。

  金庸:多谢您的指点。我所以有此观点。或许是受了佛法的教导。
  

   邓蒂斯戏剧性的复仇故事

  池田:就我个人而言,我喜欢《基度山恩仇记》比喜欢《三个枪手》更多,同您这位“大作家”唱点反调,失敬,失敬。(笑)

  金庸:岂敢。(笑)《基度山恩仇记》中,基度山伯爵(邓蒂斯)的报恩报仇固然大快人心,但更重要的是他慷慨大度的人格和君子风度。

  池田:这是说不止于“一味要复仇”,而是怀着人的深度。

  金庸:一个人要报仇,把仇人千刀万剐,只是取快于一时,但如千方百计的图谋报复而终于大仇得报之时,能合情合理地宽恕了仇人,那更加令人感动。

  池田:我也赞同这个观点,确是高见。“复仇鬼”邓蒂斯,终于渐渐向“宽恕” 的方向变化。例如他以“妻子之死”的方式来向仇敌威尔福尔复仇,他这样喃喃自语:“希望我所做的不是太过分吧!”然后复仇剧的下场是以他放过丹格拉斯一命为结局。

  金庸:对,宽恕了最可恶的人。

  池田:恩师以自己为题材的小说《人间革命》(妙悟空著)的主人公名之为 “岩九十翁”。在战时的镇压中,他的恩师牧口先生病死于狱中,身为弟子的户田却知着出了狱。即使是生于明治时代,性格刚毅、豪放磊落的人,只要说到牧口先生死于狱中,他眼中就泛着泪凶而激昂起来,一种河名状的愤怒,怎样也抑制不住。 “谁杀了牧口先生呢?怎能不为先生讨还这血债?”——他把那种激怒的、心灵的怒火,名之为“岩窟王”吧!佛法中没有“复仇”的字眼,但是,那不是意味着决定放弃与邪恶斗,也非指要以暴力打倒某种特定的社会和个人。而是要同隐藏在人和社会的深处,更本源的“无形魔性”进行决斗。这就是户田先生的复仇、仇讨的根本之意,要打破那“无形魔性”是很困难的,所以才怒火燃烧,非以全身心去战斗不可。

  金庸:邓蒂斯的战斗,超过“以眼不还眼,以牙还牙”的简单复仇,那种拯救的行为,令邓蒂斯的人生观的深处显出了大度。


   谁也没有权“审判”别人的人生

  池田;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扉页中引用了其督教《圣经》中的一名话:“复仇在我,我必报应。所谓“复仇”在人而言,有不应逾越的一线。谁也没有权利践踏其他人的人生一切,夺取人家的生命的权利。最终而言,不要隐于人审判人的傲慢之中,让最后的审判托付给超越人为的某种因素。相信托尔斯泰也看到了这一点。户田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:“以人代表神来进行惩罚的想法是错误的,必须以‘法罚’,当法律有力量之时,则人罚人就没有必要了。”

  金庸:中国在西汉之前,报仇的行为在社会上是得到认可的。杀父之仇如果不报,会被公认为不孝,因而是无耻。日本在镰仓、室町时代,发展出“仇讨”和 “助太刀”的风气,对复仇行为也相当肯定。

  池田:对,尤其是江户时代,“仇讨”还被制度化,群臣之间也如此。例如 “忠臣藏”等,一来被写成书,编成短剧、电影,这类作品,不计其数,反反复复地传播,深受庶民的欢迎。“仇讨”之事,正好说出是多么深植于人的情念之中。歌德曾阐述过:“社会如果放弃判决死刑的权利,自卫马上就会出现,叩响了血的复仇之门。”我认为,要将这种情念向高度境界升华,正如托尔斯泰所暗示一样,宗教的契机是不能欠缺的。

  金庸:邓蒂斯的复仇,一部分是痛快淋漓,在另一场景中,他本可杀了仇人的爱子,令仇人终生伤心,但终于答允了旧情人曼珊黛(仇人之妻、青年之母)的恳求,饶了这青年。这并非只是恕了对方而已,而是准备赔上自己的生命。

  池田:这是邓蒂斯同曼珊黛之子阿尔贝尔决斗的场景。在决斗的前夜,邓蒂斯已经应允曼珊黛的恳求, 决意在决斗时让阿尔贝尔杀死自己(在决斗中住手不杀,对方可随时乘机杀了自己)。但是,当阿尔贝尔听到母亲讲述了一切的经过之后,却在决斗场上邓蒂斯道歉,提出中断这场决斗。

  金庸:作者以这种突出的杀人事件,表达主角重情义、轻性命的高尚情操,令人留下永不能忘的深刻印象。

  池田:的确是令人感动的一幕。曼珊黛押上自己的性命站在邓蒂斯面前,邓蒂斯也为曼珊黛强烈的一念所包围,最后终于让步。一言以蔽之,这是母亲的伟大 ——“爱的象征”,是母性的胜利。这种母性的伟大,不仅折服了邓蒂斯,也折服了阿尔贝尔,他在决斗的途中表示要中止这场决斗,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可耻的事。

  金庸:我的小说《雪山飞狐》的结尾是不确定的,许多读者念念不忘,常来问我:“胡斐对苗人凤这一刀是不是砍下去?”砍还是不砍,决定于胡斐的性格有多高尚,以及他对恋人苗若兰的爱情有多深厚,是轻于还是重于对自己生命的爱惜?这是每位读者自己可以评估的。我故意不写确定的结果,主读者们多有一番悬疑,多有一番想像而自行判断的乐趣。

  池田:说得好,真是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。  


   “等一等,却要怀着希望!”

  金庸:不敢当!邓蒂斯对另一仇人之女华朗蒂纳的救助和成全她的婚姻,也足见他伟大的心胸。邓蒂斯处理恩仇之际,令人感怀处不在其如何报恩报仇,而在其如何不报仇,在其如何以德报怨。邓蒂斯最后舍弃富可敌国的仇万家财,偕同美丽而温柔的少女艾黛飘然远隐,令读者感到甜密的安慰,也当是这部杰作成功的原因之一。

  池田:大仲马在这部大著作的最后写下这样的话:“等一等,却要怀着希望!” “等待”,然后是“希望”,这一句话不是单纯的一句警世之言。话语虽简单,却应当想到,实际上,为了跨越现代文明的课题,其中蕴藏着一个答案。

  金庸:请道出其原因,我愿洗耳恭听。

  池田:现代文明的一个大的特征是,不肯等待必须经过后“时间”,也即是固执于“只追求结果”。总之是无论做什么,不是一步一步,地地道道,按照顺序而堆积起来。首先是“结果”,不着重途中的经过或过程。总而言之,是不知道努力去“等待”。做什么事也好,想急着下结论,“结局怎么样?”,正如“一加一等于二”一样,什么也要依自己的意欲,只是以算盘盘算结果。在这里,这是科学文明所内含的一大缺陷。在某种意义上,这不就是人的“骄傲自满”吗?容易达成之事不能长久。而且,事物会有不能预期的事态的发展,不一定是“一加一等于二” 那样数学公式般简单。要达到预期的目标,只有在认真、热诚、努力,以敢于面对,誓死要克服一切困难中才会有人生,那种奋斗也才可以结出果实来。不想努力就企望早点让“结果”落入手中,这看似聪慧,却是人生哲学中的傲慢和愚蠢。知道要等待,又不忘抱着希望——这里有现代社会已快看不见的健康的乐观主义的智慧在搏动。

  金庸:原来“等待”这个字中包含有这样的意义。

  池田:上一次,我们谈到伯利克里斯曾说过,“知时”是作为领袖的必要条件之一。伯利克里斯所说的“时”相信包含了“等待”这一层意思。总之,“时”并非指特定的某一时间,在达到其时为止,也会有充满各种各样的葛藤、格斗的过程。无论如何,《基度山恩仇记》结尾的这句话,是一句令人引起无限联想的语句。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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