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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庸《日莲·巴金》(1)

 金庸与池田以日莲及巴金为例,畅谈文学家与宗教家共通的入世与战斗精神:他们为崇高的人文精神而奋斗,向一切外界的恶势力与内心的恶宣战,置个人安危、荣辱、生死于度外。

  池田:上海时代的鲁迅放弃了小说创作,而将大半的精力耗费在他称之为“杂文”的评论之中。其笔锋似“匕首与投枪”,“可以致敌于死命”。

  金庸:这就是“以笔为武器”了。

  池田:在日本的文学传统中,“以笔为武器”的风气十分淡薄。有一个罕见的例外,就是我们宗祖的日莲大圣人。那是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指出的。他说:作为散文家的日莲有一种天才。在其散文中,表现出喷吐着火舌般的激烈性格和信念。论战式的日本语的散文,早在十三世纪便有了,日莲的若干通信文字更是其中精品。

  金庸:非常遗憾,我不懂日文,不能诵读日莲大圣人著名的文字,只知道他的四大格言:“念佛无间,禅天魔、真言亡国、律国贼。”

  池田: 所谓镰仓新佛教的一个特征就是“选择思想” 。有一个基准可以遵从,即“取舍选择”释尊的教诲,成为体系化之情况。但那究竟以什么为基准呢?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,而日莲大圣人是沿着“三国四师”(三国即印度、中国、日本,四师为在此三国中出生,主张《法华经》所明示的“佛意”为基准来区分一切经。从经典的文字证明来看, 将大圣人视为“天台的复古主义者” 的看法相当多,而 “四大格言”亦是基于这宗教判别而建立的。

  金庸:他对法华宗真理的深信,对异派异宗的猛攻、嫉恶如仇的作风,充分表现于上引四句话之中。正嘉元年(公元1257年)日本发生大地震,二年刮大风,三年出现大饥馑;正元元年(公元1259年)及二年大疫病流行,全国人民死亡无数。当局大为惊恐,兴作种种祈禳法事,全无效验。文应年间,日莲大师作《立正安国论》,详述日本本来信奉佛教法华宗,国泰民安,但后来改奉念佛的净土宗,以及禅宗、真言宗、华严宗、律宗等四宗,而尊奉法华经的天台宗反遭忽视,所以连年遭灾,皆因正法没落。邪法兴盛之故。

  池田:确如所论。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先生也经常说,作为历史的决定要因,必须了解“远因”和“近因”的看法。日莲大圣人对于当时带给生灵涂炭之苦的三灾七难的所谓灾害,以敏锐目光洞见其有“远因”、“根因”。他说:“国土纷乱之时先是鬼神乱。鬼神乱故万民乱。每当有重灾,其根因则在宗教、思想的混乱之中可以见及。”


    《立正安国论》在佛教史中的革新性

  金庸:在《立正安国论》中,日莲大师说:当今邪见者异见者引用荒谬解释,将法华等真理舍弃、禁闭、搁下、抛开,“迷惑一切众生,并将三国的圣僧、十方佛弟子全部称为群贼,并且加以骂詈”,从近处来说,那是违背他自己引为依经的净土三部经中所说的:“:唯除五逆诽谤正法”的誓文;从远处来说,他是忘记了一代五时最重要的《法华经》第二郑所说:“若人不信,毁谤此经,乃至其命终,入阿鼻狱”的诫文的人。现在已经是末代了,人们全都不是圣人,各人处于暗途,忘记了直道。没有人开启人们的蒙昧,真叫人悲伤!人们只追随邪信,真叫人心痛。

  池田:我对于您的博识极为感服。《立正安国论》是以“破折念佛”为焦点,为什么要破折念佛呢?其理由之一,日莲大圣人举出其为“哀音”(《韩非子》中有“亡国之音”的故事),而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念佛唱名之哀音,会使人的求生意欲衰弱。既可夺去生命力,更会带来无以名状的哀伤之响——他当为这样的事感到忧虑。事实上,净土宗一心一意祈愿死后极乐往生,而另一方面,却视现实社会为“秽土”。将现世的努力错解为次要部分,结果则使人在心中养成“逃避现实” 的思想。不能忽视的是,在精神史上,日本曾受到净土宗的大影响。那种“逃避现实”的姿态,就是所谓“随遇而安”、“躲在大树的庇荫下”,造就了对强者的诌媚奉承,易于屈膝卑恭的精神风土的原流。这并非已成过去的陈年旧事,近年来日本又有所谓“和平念佛主义”的潮流出现,但是,忽视“和平是争取得来的成果”、 “没有不断争取就没有和平”的观点,只是和平、和平的在口中念念有词,却无所事事,其实是一种依赖他力,一厢情愿,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如此等等,也许就是所谓日本的“念佛思考”的精义所在。

  金庸:我对此深表理解。日莲大师根据经文,预言天灾、疫病、饥馑出现之后,又必会有外敌入侵,内乱频生的“兵革之灾”,因而深深为国家多难而忧。他说:帝王以国家的基业而治理天下,人臣统领田园而维系社会。可是,外来的贼人来侵逼这个国家,又由于自己国内的叛乱而互相掠夺领地的话,又怎会不惊恐,怎会不骚乱呢?如果国破家亡的话,又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?倘若你希望得到一生的安泰,不是必须祈祷天下的静谧么?

  池田:“立正安国”可说是和平思想的精髓所在。我是将“立正安国”放在这样的位置上:“不能立正就无法安国,同时立正即安国的成就由此完成。”如果将 “立正”作为宗教的使命来看的话,则“安国”就可以放在世人的、社会使命的位置上。宗教的使命,不是仅止于宗教的层次上的,而是作为世人的、社会的使命来完成的——日莲大圣人就是这样主张的。

  金庸:噢,原来如此。

  池田:去年辞世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田先生,在分析日本佛教各宗派对政治的态度时,认为日莲大对人的教导是以“向王法”为宗旨。丸山先生所说的“王法”,质言之就是政治体制。大圣人的教导并不回避王法,但也不是单向追随,而是正面看待王法,还包含着有时会不惜同王法对着干的想法。适如所知,佛教被人指摘不够社会性,对社会现实课题欠缺积极关心的态度。在中国,这也是儒家对佛教批判时所持的论点。但是,“立正安国”的教诲则大大打破了历来佛教概念的框架,我认为其意义甚至可说是日本历史中罕见,在佛教三千年的历史中也是一项突出的事实。

  金庸:这篇《立正安国论》,日莲大圣人在书就之后,呈交幕府摄政北条时赖。由于他言论激烈,受到各宗派的联合攻击;同时幕府也对他嫉视,判以流刑,逐出镰仓。后来获赦返回,但环境恶劣,强敌围攻,弟子离散,日莲大师临难不屈,坚持信念如故。1268年蒙古大军东征日本,消息传来,证明《立正安国论》果有先见之明。他继续大声疾呼,主张独树法华一宗以挽救国家安危。日莲大师的立论虽纯粹是从宗教的宗派观点和教义出发,但其爱护国家民众、不顾自身安危而排众立言的爱心与勇气与鲁迅先生实有共同之处。

  池田:说得一点也不错。“日莲其身遭大灾,已历二十余年,却从无退意。” 对于恶是正面攻击,决不妥协。其精神正与鲁迅的“以笔为武器”殊途同归。

  

   使“世界公民”人才辈出的竞赛

  金庸:不久之后,日莲宗领导生活困苦而不满的普通民众及下层武士、城市工匠,对压迫者奋起抗争,发生所谓“法华暴动”。强调爱国主义、重视众生平等而同情贫民的痛苦,一直是日莲宗传统的宝贵精神。

  池田:这确是日莲宗的特质。但是,对于权力的斗争有时就如间歇泉一般喷涌出来,说到底却是玉碎之主义,并没有在广大民众中扎根成为时代精神。以至在近现代中,曲解了大圣人的教诲的某一侧面,被指为过激的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的原理。这一点令人感到非常遗憾。

  金庸:我对日莲大师及日莲宗所知甚少,或者有不正确的地方,敬请池田先生指教。先生在《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》汉译本的“序言”中说:“《立正安国论》是说出把战争这个人类的宿命由根底来转换的方法,为了实现和平而作的一篇谏书。这里有国际创价学会和平理念的根源。”相信是说:“如果天下多数人信奉正确的佛法,则全世界都是佛国宝土,自然不会有战争发生了。”这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根本道路。釜底抽薪,抽去战争的因子,虽然任备艰巨,任重而道远,但多走得一步,也多了一份和平的力量。

  池田:“釜底抽薪”,说得好,我们正在努力推进的运动正是此意。以日莲大圣人的佛法为根柢,在全球展开建立内涵的价值体系——我将之称为“使世界公民人才辈的竞赛”。如何在“世界公民”中兖实其内涵,筑起精神的基盘是重要焦点。那么,要怎样筑起这个精神的基盘呢?这里有宗教所要承担的任务。为了和平而合力,我想无论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方面都是责无旁贷、很有必要的。但是另一方面,宗教应当怎样从人群中培养出多少有深度精神的人,这是最大的焦点吧!在这个意义上,宗教在构筑世界和平中能够贡献的地方很大,我对此确信无疑,宗教一定要成为因应那个时代的要求的宗教!

  金庸:是的,我想其中佛教的精神价值之光在今后也会大大照亮世界。对于佛教中各宗教之类教义的争执,我向来缺乏研究,也没有多大兴趣。但是如果佛教能对世界和平、大众幸福作出积极贡献,我是极愿尽一已微力的。

  池田:能操流利的日语,对日本宗教十分了解的比利时宗教学者杨·斯恩各特曾这样说过:在创价学会中有信仰的确信,还有作为宗教的核心。这是与历来日本人一谈起宗教就将之无所不包,马马虎虎的“什么都好的宗教心”大异其趣的…… 日本是所谓“和”之国,但那“和”是只局限于日本的“和”。然而,创价学会所主张、实践的“和”则是以全世界为对象的和平之“和”,我认为这是在日本宗教界中显示非常大的变化的运动。他还认为,创价学会超越了日本历来的宗教的框架,持有“精神之力”和具有世界性。为了不辜负金庸先生等许多朋友们的期待,我们要为此而奋斗不懈!

  金庸:中国近代著名的佛教领袖太虚法师,以及当代学问最好的出家人印顺法师都提倡“人间佛教”,主张佛教须要入世,要为社会、人群作出贡献。我觉得他们的主张适合时代要求。大乘佛教本来反对小乘的“独善其身”,而提出“普度众生”的口号。

  

    永不言倦:巴金创作的能源

  池田:如果再举出另一个“笔的斗士”,我难忘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生。我有幸同巴金先生在日本与中国会见过四次。第一次见面时(1980年4月),还有作家谢冰心女士、林林先生等在座。一群女中学生歌咏队正以可爱的歌声欢迎客人,我陪同他们一行走过的时候,巴金先生十分高兴地说:“看到年轻人的成长,真是喜不能言”,“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啊!”一副对青年充满着慈爱的心情。在这一点上,他与鲁迅具有一样的强烈信念。

  金庸:对。

  池田:当时我正是刚刚辞去创价学会会长一年之后,而我与学会正受到那些权威主义的圣职者们飞啄般的诽谤和中伤。巴金先生也刚度过“十年大灾难——文化大革命。”经历过风暴,但什么也没法使之动摇,什么也不再恐惧,这个信念中装满着对人的无限温情。我们因而一见如故。那次会见之时,巴金先生已届七十六岁高龄,现在也该是健康长寿吧!

  金庸:去年我以香港作家的身份,受邀作为嘉宾,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体代表大会,以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第六次全体代表大会,作协的主席是巴金先生,文联主席是戏剧家曹禺先生。这两位老先生的才华和人格我向来钦佩,但从未会过面,很盼望这次在北京能瞻仰风采。可惜的是,曹禺先生在大会前夕因久病逝世,而巴金先生也因高龄患病而无法出席大会。作家协会仍选举巴金先生任主席,他答应担任。足见他健康虽不甚佳,但精神与头脑仍好,作为巴金先生的良友,池田先先当可告慰。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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