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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庸《日莲·巴金》(2)

 池田:谢谢,这样我也放心了。那一次会见,巴金先生这样说过:我立下了一个从七十六岁到八十岁的五年计划。其中之一是要写两部长篇小说,另一件事是想写作《创作回忆录》,还想写五本《随想录》,完成赫尔岑的回忆录《过去与思索》的翻译。看到他那种永不言倦,拥有巨大的创作能源的样子,真使我感叹不已。

  金庸:因忆我在中学之时,男女学生读得最普遍的是两位作家,一是巴金,二是俄国的屠格涅夫。对于我们这一代的青年,巴金先生几乎是我们唯一喜爱而敬佩的当代中国作家。鲁迅先生太深刻而锋锐、太强调严肃的社会主义;周作人意境冲淡而念意深远,非我们年青人所能引起共鸣;老舍嬉皮笑脸,似乎不太认真;沈从文的文章美得出奇;但他所写的东西,对于我们江南人似乎充满异国情调;茅盾的革命情怀我们不大了解。  

  

   巴金与屠格涅夫的作品引起青年共鸣

  池田:您说这些感想是深有体会的,我深表理解。无论是在巴金先生或者屠格涅夫的文学中,对于那些对社会怀着义愤的青年们都有使之感动和“吸引”之处。托尔斯泰在晚年自我否定了此有的创作活动时,在他死去的床边放着屠格涅夫的书,这曾是个有名的话题。屠格涅夫的作品想来因其易懂而较易为许多人所接受。相对于此,托尔斯仄的思想和生存方式是其他人不能仿效的,有一种彻底的精神。正如上次我们所谈到的鲁迅的深刻,可以洞见底部之黑暗。这对于热情而急于改造世界的青年们来讲,也许稍微有一种过重之感。我想志在第三次访问苏联之后又访问了保加利亚(`1981年) 时,在日本驻保国利亚大使馆里,谈到屠格涅夫的《前夜》,也忆起这部描写俄罗斯革命前夜的小说。以保加利亚青年与俄罗斯女性为主人公,以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燃烧的青春之魂的摸索为中心思想,与巴金的《家》有着共通的主题。

  金庸:那时我们是一群生活在山温水软、环境富裕的江南,不知天高地厚的幸福青年,若非经历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涯,恐怕到现在还是浑浑噩噩,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涯。巴金先生所写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,和我们的生活、思想情感很接近,他笔底充满温情,所描述的爱和同情,直接触到我们的心灵。

  池田:其代表作《家》在日本也拥有许多读者。

  金庸:我出身于一个地主和银行家的家庭,社会地位和小说《家》的高家差不多,不过地处江南小镇,和高家在成都这机关报大城市不同。江南小镇接近上海,风气之开放比成都为早,所以家庭中的封建色彩和高家类似却不如其浓厚强烈。我家里也有不少丫头,似乎没有鸣凤那样美丽而伶俐之人。(我离家时十三岁,年纪太小,还没有兴趣留心丫头的美貌与否。现在回想,好像个个相貌平平,但性格温善,都待我很好。)读到《家》中觉慧和鸣凤的恋爱时,我倒也懂的。当时读《家》,心情和读《红楼梦》差不多,对鸣凤的同情,相当于对晴雯、芳官的同情。

  池田:与《家》表现的被封建所桎梏的家庭相比,金庸先生的大家庭有比较自由的气氛吧!

  金庸:是,的确自由得多。但少爷与丫头恋爱,恐怕还是不能允许的。巴金先生以“所有破坏爱的东西”为敌人,决心与封建落后的制度作战,这个目标,他的小说是达到了的。他写觉新的懦弱与悲剧,也表明都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造成。当时我年纪虽小,却也深受其感动,与他看法一致。

  池田:《家》是一部富有深刻意义的作品,巴金先生在这部名著的结尾处,写到离家出走,奔向正在孕育着革命的上海的觉慧,在船上望着茫茫的江水流过的光景,他这样写到: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,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流去,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,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,那里有一个新的运动,有广大的群众还有他的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年轻朋友。我曾就这一节请教过巴金先生,他答说:“这时所说的‘水’是意味着青年,意味着未来年可能性。”他的回答教我难以忘却。


   天道是非与社会矛盾的揭露

  金庸:他的《灭亡》与《新生》描写革命青年的思想情感,那时我就不大懂了,只对其中一些戏剧性的情节感到兴趣。我印象最深的,是他的两个中篇:《春天里的秋天》、《秋天里的春天》。一部是创作,一部是翻译,因为抒写的是少年人的心怀和轻淡的恋情,少年人觉得自己的事,对于真诚之爱受到挫折的不幸,感角是极深的。

  池田:您现在所举出的作品,遗憾的是我太孤陋寡闻而未识其内容,我曾收到巴金先生赠送的《巴金全集》,但他的大部分作品至今还未译为日语。

  金庸:《寒夜》、《憩园》这类较后期的小说,情调是更国含蓄了,需要读者有更多深入的理解。艺术性更高,但曲高和寡,欣赏的人反而少了。好像同是贝多芬的音乐,他的钢琴小曲《为爱丽思作》轻松活泼,欣赏的人很多;《第八交响乐》等大型作品,思想深厚、结构沉重,了解不易,喜爱的人自然也少了些。

  池田:原来如此,在《寒夜》中是以鲁迅所指出的“黑暗”来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揭发的啊!软弱、善良的男主人公哪儿也找不到出路,却糊里糊涂地卷进了婆媳之争,自己也病魔缠身,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妻子虽爱着他却含恨而去。主人公又三贫如洗匠困窘中与盲目溺爱他的老母相依为命,对着不治之病的恶化,面对绝望而无计可施,他的痛恨更因病痛使他失声说不出话来。他想听,想喊,但是他没有声音。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。他要求“公平”。他能够在哪里找到“公平”呢?他不能喊出他的悲愤,他必须沉默地死去。他要求“公平”——为什么只有自己才会遭遇这机关报悲剧?是“宿命”,是“天命”。这结果是善良之果呢?还是邪恶之果呢?这个发问使我想起,在飞来横祸中身受宫刑留下耻辱印记的司马迁所说的有名的话:“天道是耶非耶?”这种诘问也类似那个在接踵而至的灾厄中挣扎不休、却以必死的精神去不断探索“神”的意图的忠义之人约伯(《圣经·旧约》)的姿影一样,实际上这种(诘问)与宗教的信念也是十分接近的吧!但是,在巴金先生而言,好的意义也好,坏的意义也好,却看不到迈向宗教的飞跃。不如说,这是对社会矛盾的激烈揭发。巴金的文学在当时那些以革命为志,想促成社会主义在中国诞生的年四通八达中,想必广被接受,因为这些作品为他们送去了勇气。
  

   为中日交流而倾注心血

  金庸: 池田先生和巴金先生初会是在1980年4月。巴金先生在1979年所写的《随想录》中,有一篇文章纪念一位日本的友人中岛健藏,文中提到土岐善磨、井上靖、水上勉、木村女士等几位日本友人,关于中岛健藏,巴金写道:他喜欢酒,又有酒量!我几次请他喝酒,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。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,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。当时他正在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。他接到恐吓信,他受到歧视,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,书店不出他的著作,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,他卖掉了汽车,困苦地过着日子,他并不屈服,也不动摇。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心血。

  池田:我也听过中岛先生的事,真是一个刚毅勇敢的人啊!我曾听过一个故事,说到中岛先生同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“四人帮”之一姚文元见面的话题。对于姚文元盛气凌人的说话和措词,中岛先生再也忍无可忍,予以痛斥。担任口译的人一听吓坏了,只好尽量把中岛先生的话语译得和缓一些。但中岛先生说话时所表现出来的激烈的口气和颜色,姚文元也觉察到了,脸色因而变得十分难看。自从有了这一幕,“四人帮”对中岛先生为理事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也开始找麻烦,而且越来越厉害。

  金庸:中岛先生生前是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主要负责人。巴金在文中写: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,他说,看来,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,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。“我挑选了这个工作,走上这条道路,绝不后悔。”他说。于是他谈起他的“新加坡经验”来。一九四二年他当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。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的逮捕大批华侨,全部枪杀。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。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。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。他,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,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工作——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。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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