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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庸 中国古典小说的典范——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 (3)

  《水浒》的英雄为什么选择“招安”

  金庸:毛泽东主席当年狠批宋江的“投降主义”,认为《水浒》是一部坏书。我个人以为,在北宋年间,《水浒》英雄向朝廷投降,恐怕是最自然的结局,除非众英雄战斗到底,像黑旋风李逵所说的那样,推倒了朝廷上穿黄袍的皇帝,让宋江哥哥去坐龙廷。但事实上,梁山泊只杀贪官而没有谋反,宋江也没有想做皇帝的野心。他题的反诗中说,“他日若遂凌云志,敢笑黄巢不丈夫”,也只是要对皇帝和贪官污吏大杀一阵。

  池田:如用毛泽东思想的根源“造反有理”、“不断革命”的观点来看,《水浒传》的豪杰们受朝廷招安,也许是对既有的秩序和体制的屈服。但是,持续不断的“造反有理”造成的结果是混乱,是恐怖,是人心的荒废和社会的停滞。“造反有理”与无政府主义正是表里一体。无政府主义的“黄金定律”正是“自由”吧?但是,这种“自由”是怪论,是必须予以注意的那种纠缠极端凶暴的邪论。那种以追求“自由”而引发的运动,就是导致其结果会招致“独裁”、“专制”的“自由的邪论”。看看近代的历史,无政府主义的狂热风暴,一定被恐怖政治和强权政治作为手段加以利用。

  金庸:“造反有理”,要看造反的对象是谁。对暴虐的奴录主、封建统治者、外族侵略者、帝国主义者造反,当然是有理的,但革命秩序既已建立,就不能对之造反了,只能要求改进,使得革命秩序更加巩固稳定。永无止歇的造反,变成无政府主义,那就无理。《水浒传》的英雄们那时候如能选择就只有两条路一是在梁山泊做强盗做下去,发展势力,占领整个山东(甚至加上河北南部、江苏北部),建立一个独立王国;二是接受朝廷招安,投降归顺。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关胜、秦明、呼延灼、徐宁、花荣这些大领袖,或为衙门胥吏,或为豪富大绅士,或为书塾儒生,或原为朝廷统兵将领,他们脱离独立生涯重归朝廷,在心理上是自然不过的事。至于林冲、李逵、武松、鲁智深、阮氏三雄、刘唐等反抗性较强的英雄,在梁山泊并非占最重要地位,也只有听从大头领、二头领的将令了。

  池田:固守在梁山泊中的各方豪杰,如果只是无法无天的人,无论是好是坏,我想不外是山贼集团而已。

  金庸:《水浒》英雄最后投降朝廷大概是事实,但恐怕不能就此整个否定他们。《水浒传》的重点是反抗朝廷,向不公道的权威作斗争,基本精神是反抗。似乎不能因结局是投降,就此说它是宣扬“投降主义”。也可以说,《水浒传》以众英雄的悲惨下场,提供一个鲜明的反面教材,教导人们:向封建帝王、贪官污吏投降没有好结果。无论如何必须抗争到底,万万不能投降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毛泽东主席 “批水浒”,相信在当时有其政治作用,主要是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,矛头似乎别有所指,大概是反对妥协、和稀泥的态度。宋江、吴用等所处的时代与二十世纪时不同,他们不甘于受官府无理欺压,就杀官造反,并没有长远的目标,如把他们写成是受无产阶级正确领导的人民革命,斗争到底,恐怕是抹杀历史现实的虚妄幻想。宋江、柴进、李逵、武松等人的思想行为,当然受到各人出身、经历、家世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影响,不能用现代的革命纪律、党性去要求他们。《水浒》众英雄向朝廷投降了,投降的结果十分悲惨。我学《水浒》写《书剑恩仇录》,书中领袖陈家洛与清朝皇帝妥协,受到欺骗,结果十分悲惨,实际上主题是反对向封建官府投降、妥协,含有必须反抗到底的意义。但反抗到底有什么出路,在那时候的历史条件下是找不到的。

  池田:对。我们曾论及鲁迅,他在说到“与邪恶斗争”时曾严厉地指出:“要痛打落水狗!”无论是在陆地,还是落入水中,恶狗都是改不了要咬人的习性的,对之千万不可宽容。对于恶势力,要与之战斗到底,决不可轻言怜悯宽恕。纵然恶势力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,也必须对之彻底追击,决不轻饶。


  不以成败论英雄

  金庸:我肤浅的看法是,《水浒传》写了宋江等人的投降,也写了投降的结果是惨被屠戮,所以事实上是强烈的“反投降主义”。如果《水浒传》写梁山泊人英雄受招安后出将入相,荣华富贵、子孙万代,结局十分美满,那才是投降主义,以劝诱造反者投降为主题。毛泽东主席批宋江,大概正如他的诗句所说: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。”强调革命的坚决性,是革命大领袖的应有态度。《红楼梦》是毛泽东主席所赞扬的小说,《红楼梦》写主角贾宝玉后来和薛宝钗结婚生子,林黛玉却含冤而死。这本书不是宣扬“父母之命”的旧礼教婚姻,而是在赞扬自由恋爱、个性解放、反对旧礼教的精神。虽然结局是父母之命的婚姻成功,全书的精神却是反封建礼教的。

  池田:这是封建“家庭”所产生的悲剧,在这个意义上,巴金的《家》也是表达了同一主题的。

  金庸:《三国演义》也根据史实而叙述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,司马懿灭了蜀吴,刘备、诸葛亮、关羽在战争中失败而死,但此书却不是赞扬奸诈狡猾的曹操与司马懿的成功,不是否定为人仁义的刘备、诸葛亮的失败。中国人说“不以成败论英雄”,用在《三国》与《水浒》这两部书上是很适合的。

  池田:我亦作如是观。《星落秋风五丈原》中有句云:“成否谁能论,以一死尽身诚。”人的伟大与否,是不能以成败来判断的吧!有时“成败”是必须要一千年、两千年那样长的时间才可以论定的。

  金庸:《说岳全传》写岳飞忠勇而被害死,秦桧奸恶却大富大贵而长寿善终。写的是历史事实,但其主旨是褒忠贬奸,那是十分明显的。

  池田:《说岳全传》是讲述南宋忠臣岳飞因秦桧的谗言而获罪被害的故事。确实,岳飞被陷害而死于非命,而秦桧却苟活着,但是,此后的历史却将秦桧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直至今日的中国,我听说秦桧仍是“卖国贼”、“叛徒”的代名词。《水浒传》有几个版本,相信金圣叹的删改本流传最广。

  金庸:清朝的金圣叹,真名叫金人瑞。他做事不守成规,自称圣人孔子见了他也会摇头叹息,所以笔名“圣叹”。

  池田:反叛性的面目由此可见。

  金庸:嗯,他删改《水浒传》,将宋江投降、众英雄惨死的情节全都删去,以卢俊义做一个恶梦梦见众兄弟都被绑上法场、面临处斩的噩运而结束。这个删节本相当受欢迎。当然,其中删改得不好的地方也很多。

  池田:金圣叹的删本,亦即七十一回本传播甚广之后,本来的一百二十回本与一百回本却渐不流传,一百二十回本与一百回本再度出现在坊间乃是本世纪之初吧?听说反倒是从日本传回中国去的。

  金庸:正统派人士反对梁山泊之聚义造反。有个俞万春写了一部小说《荡寇志》,叙述朝廷的忠臣勇将把梁山泊灭了,梁山众英雄或杀或擒,无一脱离,也不是写他们受招安投降,而是反抗到底,被官兵扑灭。表示反抗统治者没有好下场。中国社会上有一句流传的话:“少不读《水浒》,老不读《三国》。”《水浒传》描写好勇斗狠之人反抗政府,反抗权威,受到欺压就拔刀而起,杀人造反。可见人们认为《水浒》有“诲盗”(鼓励年青人犯法造反)的作用。

  池田:想起“文化大革命”时“红卫兵”的放纵,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。如果《水浒传》的各人生逢“文革”的话,黑旋风李逵等人也会冲在前头吧。您曾在政论中指出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本质是“权力斗争”。在某种意味上,青年们的单纯及热情被“大人们”利用于狡猾的权力斗争。“大人们”的老奸巨滑决非仅只存在于小说世界之中的啊!

  金庸:《三国演义》中计谋特别多,人人都工于心计,主角诸葛亮与刘备、曹操尤其特出。老年人本来就善于老谋深算,多读《三国》,恐怕不免更加诡计多端,善于陷害旁人。这是中国社会中居统治地位之人防止别人反抗的说法,其实《水浒》激励年轻人敢于斗争,《三国》对忠奸是非之辨十分清楚。


  

  中国独特的秩序感觉

  池田:我有一个直觉的印象,总觉得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都是宣扬“王道”的,否定所谓“霸道”,也反对“奇道”。因为构成人的社会,是需要一种秩序的,换言之也就是像“黄金定律”一样的秩序感觉。中国主要是以儒家为中心而传承。上述两本小说与此一传统在根柢上是相通的。在吉川英治的《新水浒传》中,众豪杰齐集于聚义厅时,宋江曾吟诗表示倘受天子招安,愿以自家性命尽忠事国。而李逵等听了则大怒,骂道:“呸!没趣!”宋江则好言相劝:不管怎样,宋朝开拓了由古到今连绵数千年的这一国家的文明,力量委实甚大。然而倘若此大统到此而绝,则天下大乱,四民悲苦,毕竟也不如今日矣!战乱和天下大乱必然导致老百姓生灵涂炭,要有达成和平的秩序方能追求文明的生活,如此意识而必须付诸行动。与世之邪恶对决——并不意味着要成为捣乱的无政府主义一样的“乱臣贼子”。宋江的这一段话,令人感到其中有一种中国独特的秩序感觉,巧妙地象征着宇宙一样的感觉。一般而言,西洋思想强调革命、变化,有强烈的无秩序倾向;相反,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的思想,却有着较强的顺从宇宙秩序的倾向。我刚才曾谈及要考虑到正面与负面,则可以说是必须将维持稳定秩序作为优点来继承。我想这里所积蓄的中国文明是重要的人类遗产。

  金庸:七十一回本最后“天下太平”四个大字作结,相信就是这意思。《水浒》强调“替天行道”,这个“道”,当是代表正义、人道、和谐、合理与稳定秩序。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,都是很有价值的好书,值得大家好好一读。

  

   《水浒传》的产生及其社会性

  池田:《水浒传》流传数百年而历久不衰,其旺盛的生命力在哪些方面表现得最有代表性?这样受民众欢迎一定有它的原因,您认为《水浒传》的魅力之源是什么呢?

  金庸:我相信,它主要的魅力在于对不公正的欺压奋起反抗,因而令人心大快。我的朋友孙述宇教授对《水浒》研究很深。他持一种新的见解,认为《水浒》是北宋年间长江以北金人侵略者占领地区中强人们的“教科书”。各地山寨中的强盗土匪从《水浒》中学习为人做事之道,对同伴要讲义气,可以杀人抢劫,放火报仇,甚至可以吃人肉,但不可贪财好色,侵犯女性。他分析得很有道理,但我仍不大信服。我同意《水浒》起源于金人占领区中的民间传说,由于抵抗侵略者以及腐败官吏、土豪劣绅的欺压,平民武装起来,暴力反抗之馀,不免打家劫舍,占山为王。

  池田:这就是中国的谚语所说的“官逼民反”,“逼上梁山”,原来起源于此。许多人也是走投无路才上山为“匪”吧!

  金庸:这部书对落草为寇的强人有很大的同情心,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作了同情与认可的描写,叙述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压迫,不得已而被“逼上梁山”。然而书中滥杀无辜、挖人心肝等等场面,以现代的观点来看,未免过于残暴。强盗匪徒从中学到讲义气、慷慨互助等美德那是可能的,但我不相信《水浒》的作者撰写此书目的是作为强人的“教本”。作者汇集民间的传说与愿望,写成《水浒》,相信是反映了金人占领区中广大人民的心意。

  池田:对于那些受官府欺压的平民百姓,只要“土匪”不伤害他们,而能劫富济贫,他们就会对这些落草为寇的人抱着同情心。但滥杀无辜就是非人道的。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心仪的该是真能除暴安良的豪杰,也就是那些能锄强扶弱的英雄。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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