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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文将军回忆在山西的岁月

      “卢沟桥事变”

      1937年7月7日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“卢沟桥事变”,向中国军队进攻,企图以武力侵占全中国。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,当时驻在卢沟桥一带的国民党西北军第29军冯治安师(该军原为冯玉祥旧部,军长宋哲元),进行了抵抗。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。

      当时,我正在永和镇军团政治部参加组织工作会议,讨论部队党的建设和干部问题。听到“卢沟桥事变”发生后,会议立即停止,转为讨论部队改编、干部调整、政治动员等工作。

      7月10日,我快马加鞭,连夜跑了50公里路,赶回旬邑师部,向师首长李天佑、杨勇等同志汇报了当前形势和部队改编等问题。大家听了非常高兴,表示了要求迅速开赴前线抗日的强烈愿望。当即布置了各项准备工作:部队进行抗日的政治、军事、地理常识等教育,从思想上、行动上、后勤物资保障上做好开赴前线抗日的准备工作。8月中旬,部队由旬邑出发,进到三原附近进行改编。21日,在云阳镇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,聂荣臻、罗荣桓等领导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。

      8月25日,红一军团、红15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343旅、344旅。红4师改编为343旅的686团、红2师为685团,红1师为独立团;686团团长李天佑、副团长杨勇(当时取消了政委的职称,故杨勇为副团长,不久又恢复了)、参谋长彭雄、团政治处主任符竹庭,我为组织股长。开始,组织干事有覃士冕、周辉、吴岱、刘汉、方国南等(因没有锄奸股,故保卫干部都配在组织股,以后才分开)。团下设三个营:第1营营长张仁初、政教戴润生;第2营营长杨尚儒、政教吴起仁;第3营营长杨国夫、政教刘西元。部队改编时,换了国民党军队的灰色军装、军帽。对于要脱下红军服装,穿上国民党军队的灰军装,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子,广大干部战士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情绪,思想不通,甚至痛哭流泪,很多人对红军的红五星帽恋恋不舍,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,都把红五星帽子藏在包袱里,留作纪念。后经反复动员解释,说明民族利益为重,大家才勉强服从。

      开赴抗日前线

      1937年8月25日,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,通过了“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”,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(见《毛泽东选集》第341~387页)。

      8月28日,部队由三原出发,经富平、蒲城、合阳,到韩城的芝川镇东渡黄河。又经山西的万荣、清河,到侯马集结,准备改乘火车。部队坐火车还无经验,大多数人没有见过火车是什么样。因此要做好思想政治、指挥管理、文化娱乐、后勤物资保障(车上就餐、供水)等等,一套细致的组织准备工作。

      9月7日,在侯马乘火车北上,经临汾、洪洞、赵城,行进到霍县时,因大雨塌方,铁路被阻,抢修了三天才继续前进。经灵石、介休、平遥、太谷、榆次、太原、忻县、忻口,14日到原平镇下车,再经繁峙,到大营附近集结。这时,日军已进占张家口、大同,正向雁门关、平型关一线进攻。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郝梦龄、阎锡山各部纷纷败退,真是“闻声三百里,望风四百余”,大有土崩瓦解之势。日军则长驱直入,如入无人之境,战局十分危急。全国军民迫切期待八路军迅速开上前线作战。当我们乘火车北上时,不论白天夜晚,每个车站上都人山人海,男女老少、工人、农民、学生等热烈欢迎欢送和慰劳我们,给部队的鼓舞很大。

      平型关战役

      1937年9月15日,部队在大营集结后,原拟向蔚县、涞源前进,因情况变化,日军已占领浑源、灵邱,向平型关进攻。19日部队转移到上寨、冉庄集结,准备由侧翼出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。115师师部在上寨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动员大会,说明前线抗日形势,日军大举进攻平型关,我们要配合友军,给进攻之日军予以打击。要打胜仗,多抓俘虏,做好战时政治工作等。经过政治思想动员、侦察地形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,9月24日夜间,部队向平型关以北前进,当夜突然大雨倾盆,山洪爆发,河水猛涨,战士们手拉手通过激流,全身湿透。拂晓前,进到一个小村子里稍事休息。25日拂晓,部队分别进入伏击阵地,等待敌人的到来。上午7时许,日军在飞机掩护下,开始向平型关正面发起进攻,与国民党阎锡山的防御部队激战。日军侵华以来,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,也没有吃过败仗,因此气焰很嚣张,气势汹汹,大摇大摆地前进。当敌人后续部队、汽车、大车向前开进的时候,我685、686两个团同时出击,像猛虎下山一样,向敌人扑去,在公路上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。敌人在我突然猛烈打击下,人仰马翻,血肉横飞,死的死,伤的伤,活着的就滚的滚,爬的爬,只顾保命,有的趴在汽车底下吓得发抖。最后,一个个在手榴弹爆炸声中见了阎王。公路上的敌人被消灭后,我686团迅速越过公路,占领老爷岭阵地,敌人几次反扑,都被击退。在战斗中,战士们高喊才学会的日语口号:“缴枪不杀”,“优待俘虏”等等。但是,日军士兵深受武士道精神的反动教育毒害,加上初次同八路军作战,根本不了解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,因此,他们至死也不缴枪投降。原来我们曾提出要捉1000名俘虏,送到全国各地去“展览”,以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,可是遗憾得很,一个活的也没有捉到。这次战役,全歼日军精锐部队坂垣师团21旅团主力1000余人,击毁汽车百余辆,大车50余辆,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。日军受到这次意外的严重打击,始知八路军的厉害,与国民党的军队大不相同。这次战役,是抗战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,从而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,提高了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,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,胜利消息传出后,全国军民振奋,欢欣鼓舞,纷纷致电祝贺、慰问、慰劳。这同当时国民党军队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节节败退的情景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此次战役,我686团伤亡300余人,杨勇同志负轻伤。战役结束后,除留独立团(即原红一师)在涞源地区活动外,685、686团在大营补充了武器弹药,便立即转移到五台山地区休整。进行组织整顿,调整干部,发展党员,总结战斗经验,表扬英模等等工作。

      广阳战斗

      10月初,部队进到五台山稍事休整。八路军的作战原则,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“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”,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。这时,日军沿平(北平)汉(武汉)路南下,已侵占石家庄,再沿太(原)石(家庄)路向娘子关推进,企图由东向西迂回,配合由大同南下之日军,夺取太原。我686团,准备在娘子关配合友军作战。10月中旬,部队经过豆村、五台、盂县,向正(定)太(原)路前进。11月4日,进到正太路时,日军已攻破娘子关,向太原前进。我686团为了箝制、阻滞敌人,在广阳向日军发起攻击,经过一夜激战,消灭日军一个联队,千余人,缴获战马700余匹,我团特派员刘汉同志是个大个子,经过喊话,硬是抓回了一名俘虏。

      晋东南扩军

      我团经过平型关战役,伤亡300余人,部队兵员减少。为了解决补充兵员问题,11月初,在部队抽调副排长以上干部100余人,由杨勇率领到晋东南地区扩军。我们由正太路出发,经过昔阳、和顺、辽县、武乡,来到襄垣、屯留一带。我同李由率一个组到屯留;符竹庭率一个组到武乡;曾宪辉(民运股长)率一个组到潞城;杨勇在襄垣。这一地区驻有国民党军汤恩伯的部队,他们也在“扩军”,实际是到处抓壮丁。但由于他们净打败仗,纪律败坏,奸淫抢掠,老百姓恨之入骨。因而,尽管在门外高挂“招募新兵”的牌子,但是门口却冷冷清清,无人问津。我们扩军组到屯留后,大力宣传我军抗日救国的主张,宣传平型关战役的胜利。通过当地“牺牲救国同盟会(简称“牺盟会”,这是国民党阎锡山组织的青年救国团体,接受共产党的影响)的积极帮助,召开各种群众大会,发动群众慰劳八路军,利用国民党县政府的合法名义,贴出动员群众报名参加八路军的传单、布告等等。通过这些活动,扩大了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和威望,因此,在很短的时间内,积极报名参加八路军的青年络绎不绝。约一个月的时间,在屯留就有500多人参军。闫学增同志就是在屯留参军的中学生,我还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。通过他们再去动员青年参军,起了很好的作用。这次总共扩军3000余人,成立了一个新兵团。1937年12月底,我们由晋东南地区返回部队时,日军已占领太原,部队已转移到汾河流域的洪洞附近休整。当我们回到部队驻地杜戊堡,正是新年元旦的前夕。新兵团与原部队合编后,人数太多,故另成立一个补充团(后来成为陈士渠支队的一个团),邓克明为团长、符竹庭为政委。这时,曾思玉来686团任政治处主任。

      晋西吕梁作战

      1938年2月,日军由太原大举南犯,沿同(山西大同)蒲(山西风陵渡)路占领太谷、介休、灵石、霍县、赵城、临汾等城。又占蒲县、隰县向晋西窜犯,追击阎锡山、卫立煌的部队。此时,我115师343旅主力转入晋西吕梁山区,进入汾西活动。为开创吕梁抗日根据地,进行了6次较大的战斗。

      当日军经蒲县向大宁进犯时,为箝制和阻击敌人的进攻, 3月14日,向敌人侧后发起攻击。14日晚上,我同第三营政教刘西元一起行动,沿着一个山岭向午城镇袭击,迅速攻战午城北山后,立即攻入镇内,歼灭守敌百余人,缴获满载军用物资(弹药、粮食等)的汽车54辆,因搬运不及,大部分汽车、物资当即烧毁。我3营仅伤3人。部队撤离战场后,我曾到旅部向肖华政委、陈士渠参谋长当面作了战况汇报,他们指示我尽快赶回部队,准备井沟战斗。

      3月15日,日军108师步兵600余人、骑兵200余人、一个炮兵中队,在6架飞机配合下,由蒲县经井沟,向午城、大宁增援。我第一、二营在井沟早已埋伏好(第三营为预备队),在友邻部队配合下,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,突然发起攻击,打得敌人人仰马翻,除少数钻进一个窑洞里固守顽抗,未能消灭外,其余全部被歼。共歼敌800余人,缴获战马200余匹,以及大批军用物资。由于日军的后路被切断,补给供不上,剩下的日军不得不东撤窜回临汾。在井沟战斗时,我调任团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股长。

      国民党卫立煌和他的部队被日军追击得无路可走,他要求八路军支援。我团2营5连(连长王永禄)奉令掩护卫立煌部队转移,在白儿里抗击日军800余人的数次进攻,杀伤敌人300余人,终将敌人击退。当卫立煌见我5连在白儿里打得热火朝天时,他问杨勇同志,你们有多少兵力同敌人作战?我们告诉他只有一个连,他吐吐舌头,赞口不绝,感到十分惊讶,并当即答应主动补给我团弹药10万发(作为感谢)。

      经过几次战斗,阻止了日军的西进。而国民党山西“土皇帝”阎锡山却先于日军逃过黄河,到了陕西的宜川。

      汾离公路三战三捷

      1938年5月,我团由吕梁山区的勃香镇出发,经双池镇北上,进到汾(阳)离(石)公路以南地区集结,发动群众,开展游击战,协同地方开展群众工作,建立人民政权,组织抗战团体,发展抗日武装,并对部队进行军政训练。9月初,驻汾阳的日军山口旅团3000余人,经离石,进占柳林、军渡,炮击黄河西岸的宋家川(吴堡),威迫陕甘宁边区。我团为箝制和阻击敌人的进攻,保卫陕甘宁边区,保卫大西北,从>9月14日至20日,在汾离公路上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,共击毙敌人1200余人,击毁汽车30辆,缴获战马100余匹,俘日军19人,武器弹药一批,更重要的是切断了他们的供给线,迫使敌人回撤汾阳。

      9月14日,首战油房坪。补充团在离石公路以东的油房坪设下埋伏,敌人10多辆汽车进入伏击地区后,部队突然出击,迅速取得胜利,击毁汽车10余辆,歼敌30余人。

      9月17日,再战西公岭。我686团在西公岭设下埋伏,待日军一个班打着太阳旗,沿公路慢慢走上西公岭坳口的碉堡时,后面的汽车也随之前来,进入我伏击地区,一颗八二迫击炮弹正打在敌人的碉堡上,太阳旗倒下了,一个班的日本鬼子也报销了。这时,预伏在公路旁边小树丛中的战士们,一排手榴弹打在公路上,敌人的汽车停住了,战士们冲上公路,很快消灭了敌人。这次歼敌百余人,缴获汽车24辆及大批军用物资,并将两部汽车开到团后勤处。

      9月20日,三战薛科里。日军山口旅团在我连续打击下,伤亡惨重,由于后方供给被切断,只好撤回汾阳。此时,在南北偏城的薛科里,我团和友邻部队埋伏在公路南北山上的小树丛中,我同二营在公路北。当敌人骑兵400余人,进入我伏击地区时,南北同时出击,两面夹攻,战斗约一个小时,将敌人全部歼灭,俘虏16名,击毙敌山口旅团少将旅团长,缴获战马100余匹。战斗结束后,我随二营由公路北向南撤,正从山下经过,此时,敌人东逃的步兵赶到,从山上用机枪扫射,我的腿部负了伤,在团卫生队治疗一星期就痊愈归队了。

      武家坡整训

      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后,10月,我团在武家坡整训,发动群众,组织群众,武装群众。这时,685团主力已东进到冀鲁边区建立根据地;685团另一部分东进到苏鲁边的湖西地区活动。343旅旅部实际上已撤消,686团直接归师部指挥。汾阳日军山口旅团不甘心汾离公路上受到的三次打击,便向我团公开“下战书”,约定日期在兑九峪同我决战,但是敌人始终没有敢出来活动。11月,我团转移到双池镇附近集结,准备执行新的任务。双池镇是115师教导队的驻地。何德全同志是教导队队长,也是我和杨勇同志的老战友。在闲谈中,何德全同志说他已经50岁了,他曾是彭德怀的班长。我们很尊敬他,商定为他祝寿。结果办了两桌酒菜,找了十几个人在一起,为他50岁祝寿,表示了无产阶级的感情和友谊。这期间,我向罗荣桓政委请假,批准我休息一周,集中时间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《论持久战》、《论新阶段》这两本书。这时,杨勇任团长兼政委、张仁初任副团长、彭雄任参谋长、我任政治处主任。

      东进晋东南

      1938年12月中旬,115师率领686团,由双池镇附近出发,从灵石、霍县之间越过同(大同)蒲(风陵渡)路,经仁义镇、绵山,向夏店镇前进。部队经过绵山时,狂风大作,吹得地上雪沙迎面扑来,气候非常寒冷,不少战士因缺乏防冻常识,到宿营地就烤火或用热水洗,结果有的人把鼻子、耳朵冻烂了,或者把手脚冻坏了,甚至变成残废。绵山这地方,老百姓称之为“鬼门关”。绵山是有历史典故的,传说在春秋时代,晋国有个叫介子推的人,随晋文公流亡国外。文公回国后赏赐随从臣属,但忘了赏赐介子推。于是介子推同母亲隐居绵山(今山西省介休县东南)。后来,晋文公派人去绵山山中找他,但没有找到,便以绵上作为他名义上的封田,后人称绵山为介山。后来晋文公烧山,想逼他出来,他不愿出山,而被烧死了。故现在山西省还有个介休县。12月底,到达夏店镇,在此地过新年。因家在这一带的战士不少,我团利用元旦,对战士家属普遍进行慰问,我还专门到屯留县城去了一趟,慰问在这里的战士家属。元旦时,朱德总司令来到我团看望干部战士。并同干部战士共进午餐,同战士一起打篮球。晚上同团的干部一起烤火,畅谈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。他说:“我真高兴!全国许多青年学生都到延安来学习,说明中国革命大有希望。”一直谈到深夜,给我们很大鼓舞。

      反“扫荡”

      1939年1月,日军1000多人,由昔阳、和顺向辽县(左权县)一带“扫荡”。我团奉命进到武乡、榆社、辽县地区进行反“扫荡”。1月底,敌人进占辽县,向温城镇进犯。我团在温城镇以东山地,抗击敌人的进攻,激战一天,敌人退回辽县城。次日,我团在辽县城附近主动进攻敌人,毙伤敌500余人,敌向和顺、昔阳方向逃窜,我团追击到寒王镇附近,便返回辽县,敌人的“扫荡”被我粉碎。战斗结束后,我团经桐峪,进到黎城以北和东阳关附近集结,在这里过春节。彭德怀副总司令来到我团过春节,并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,报告抗战形势和我团的任务。临走时调走一个连归总部警卫团建制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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