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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历史回顾:第四次反“围剿”

    第四次反“围剿”(1932.5-1933.3),早在1932年5月,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 第四次“围剿”。这次“围剿”,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, 实行各个击破,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、湘鄂西根据地,得手以后,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,转入“围剿”的第二阶段,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,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。为此,蒋介石于1932年5月,自任鄂豫皖三省“剿匪”总司令, 在准备对我鄂豫皖、湘鄂西根据地发动“围剿”的同时,又组成以何 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“剿匪”总司令部,指挥江西、广东、福建以 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,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,配合北线作战,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。

     1933年1月,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:第1纵队,队长罗卓央,指挥第11、第52、第59师,向乐安、宜黄地区集中;第2纵队,队长吴奇伟,指挥第10、第14、第27、第90师,向抚州、龙骨渡地区集中;第3纵队,队长赵观涛,指挥第5、第6、第9、第79师,向金溪、浒湾地区集中。第43师为预备队。总兵力约16万人。采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,妄图一举歼灭红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、建宁地区,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。红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,打算乘敌人“围剿”部署尚未完成之际,先发制人,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,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。闽浙赣 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、赣南的红21军,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,统归方面军总部指挥。红10军渡过信江,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。这时,红1方面军有第 1、第3、第5军团和第11、第12、第21、第22军,总兵力共7万余人。3月中旬,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,统一指挥赣南、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5个纵队,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。2月上旬,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、总政治委员周恩来,在敌人坚守城防,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,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,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,进攻南丰城。同时提出,如敌情地形有变,不便强袭,或“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,敌地增援队三、四师由马路并进”,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,转为进攻宜黄、乐安,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。

    2月12日,红3、红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,守敌第8师6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,坚守待援。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,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;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,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。根据这种情况,周恩来、朱德于13日毅然决定,改强袭南丰为佯攻,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,采取退却步骤。2月22日,以红11军伪装主力,由新丰街东渡抚河,向黎川前进,迷惑敌人,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、洛口地区,待机歼敌。这时,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,即令中路军向广昌、黎进推进。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;第1纵队由乐安、宜黄出广昌、宁都;第2纵队由南城、南丰出康都,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、建宁地区,并占领广昌。第1纵队与第2、第3纵队相距较远,并迫近我之集中地,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。因此,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,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,集中主力,在宜黄之黄陂地区,各个歼灭敌第1纵队之第52、第59师。2月26日,敌第52、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,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,戒备亦不严密,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,从27日上午至28日下午,经过两天激战,全歼敌第52师,师长李明被俘,敌第59师除1个多团逃脱外,亦被歼灭,师长陈时骥被俘。黄陂战斗以后,敌人于3月中旬,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,并调整部署,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,第 1及第3纵队第5、第9师为后纵队,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,由黄陂、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,企图攻占广昌,诱我主力与其决战。红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,吸引敌人前纵队加速南进,以主力向北移动,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。3月20日,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、徐庄一线,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,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,与前纵队已相距100里,处于孤立态势。21日拂晓,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,经激烈战斗,将该敌大部歼灭。22日,又在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。其余敌军纷纷撤退。黄陂、草台冈两仗,共歼敌近3个师,俘敌1万余名,缴枪1万余支,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。

    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,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:“惟此次挫失,凄惨异常,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。”第四次反“围剿”,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 验。这次反“围剿”所以能取得胜利,是由于周恩来、朱德等运用前三次反“围剿”的成功经验,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,从实际出发,毅然决定撤围南丰,实施战略退却,抵制了“左”倾军事冒险主义方 针的结果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(1933.9-1934.10),前四次的反“围剿”斗争,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,均取得了胜利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,由于受到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,致使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。

    1933年9月底,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,自任总司令,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“围剿”。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。这次“围剿”,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。此时,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,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“围剿”战争。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(秦邦宪)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。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,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。他们反对“诱敌深入”,命令红军全线出击,企图实现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,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,陷于被动地位。

    1934年1月,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。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。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,使得红军在反“围剿”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,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。4月中旬,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。“左”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,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“决战”。经过18天的血战,部队遭受重大伤亡,广昌失守。7月,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,又兵分六路,全线防御。10月初,兴国、宁都、石城一线相继失陷,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。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“围剿”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,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。10月中旬,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.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,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。这便是长征的开始。
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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